高尔基曾写过《我的大学》，现在又逢一年一度的大学季，所以我也想写写我的大学。
高尔基的大学是社会大学，我似乎比他老人家庆幸，毕竟我是在学校里上的大学，有教室，有课桌，但我的大学与其他大学没法比，因为我没有面对面授课的老师，更谈不上教授。
一
时间其实就像新闻联播，注定只能现场直播。好在那时正值青春岁月，什么苦都能吃，什么困难都不怕，没有什么后悔之说，更无什么怨言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都能勇敢的去面对，都能心无旁骛的做自己的梦，都能坚毅的选择属于自己的那缕人生色彩，都能大胆的在自己岁月里演绎生动的故事。
现在说起我的大学，真的一言难尽，欲语还休。想起那些往事，也就打开了那段难以忘怀的尘封的艰辛岁月。
我因为偏科致使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。复读一年，高考成绩仍不理想，被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济宁市分校录取（简称济宁电大）。电大原来属于成人教育，这是第一次在普通高考中招录。那时基本上还算是计划经济，大中专毕业之后全部统一分配工作。而这次招录的电大却规定“不包分配，择优录用”，并且开了自费上学的先河。这让我进退两难，犹豫不决。虽说考上了大学，最终却成为鸡肋。若去电大上学，又不包分配，前途堪忧。可我已经复读了一年，不想再走回头路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大家都习惯了一切由国家包办（当时也未曾想到后来的大学一律自费，一律不再统一分配），不包分配且又自费的学校被看作另类，不包分配的学生更被打入另册，邻居百舍的目光里总含着一种说不出的东西。
既不想复读，也就断了后路，我咬牙要上电大。首先反对的是父亲。父亲说若上了大学不分配工作就白花钱了，别落个鸡飞蛋打。父亲想让我再去复读一年。可我对复读不堪回首，深恶痛绝，决心赌一把，分不分配，我都要上。母亲、哥哥、姐姐们都支持我。当然，我之所以孤注一掷，还有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我想早一天出去工作。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说是济宁电大，实际上在金乡上学。有好多同学为此想不通，感觉在金乡上大学很丢面子。我也有此想法，但想到这样可以省很多费用，至少生活费没有大城市高，心里也就释然。
我们学校的全称是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济宁市分校金乡教学班。但还有更想不到的，上学的地方竟然是在金乡城南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一个由废弃的炸药厂改建的农业技术学校，设施十分简陋，条件相当落后，那时叫金乡县农业技术中学，后改为职业高中，再后来改为职业中专，这似乎带点儿传奇色彩。
1986年9月10日，我们开学了。我骑着一辆“泰山”牌的大轮加重自行车去学校报到，谈不上悲喜，因为毕竟还是上大学了，不用再去复读了，特别是不用再学令我生厌的数学课了，心里也就轻松起来。至于未来怎么样，先不去想它，走一步说一步吧，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！
县政府很重视，专门为我们举行了开学（开班）典礼。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和教育局长都参加了，说这是我们金乡县的第一处大学，是“最高等的学府”。要求我们努力学习，争取成为有用之才。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。
二
班主任（大学里应叫辅导员）是原来农技中的贺清茂老师，他忠厚老实、认真负责。我们全班25名学生，其中只有5名女生。我被委任为班长，李源任团支部书记，高晓瑜任学习委员，李文业任纪律委员，马德宇任生活委员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这样一个班集体就成立了。
我上了电大，开始村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认为我学的专业是修家电，有人拿着收音机让我维修，让我哭笑不得。我们的学习条件确实简陋，电大电大，本应该通过电视远程授课，可我们根本没有电视机，只有一个双喇叭的录音机，通过放磁带听课，每堂课听一盘磁带。除此之外就是自学，死记硬背，把厚厚的课本读薄。
在所学的课程里，我不感兴趣的是现代汉语、逻辑学和心理学，逻辑学是选修课，开卷考试，不用担心。而现代汉语和心理学是必修课，又没有辅导老师，学起来比较困难。现代汉语好歹考了65分，心理学却经过补考才通过（全班24名不及格需要补考）。补考不在本校，要去济宁电大考试。我们男生舍不得买车票（那时从金乡到济宁的汽车票价格是1元6角），全部骑自行车去济宁参加考试。
那天阳光明媚，微风习习，从金乡县城到济宁100多里路，我们只用了3个小时。为了省下住宿钱又找亲戚住下，第二天上午去电大考试，因为用功复习，做题很顺利。我和同学马德宇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交了卷子，作伴一起往回赶。我们骑车走到济宁车站西路老运河桥（也称老洋桥），马德宇恰巧认识在那里值勤的交警，忙过去搭讪。那位交警很热情，帮我们找了辆路过金乡的拉沙子的卡车。我们把自行车放到沙子上，然后敏捷的爬上去，与那位交警再见。卡车一路风尘把我们带到金乡，千恩万谢告别司机，在一个小饭馆里我请马德宇吃了一碗5角钱的绿豆面。
在一个农技中学里，我们只有一个班25人，而学校里有好几个高中班，后来还有职业班（家电班），我们思想上也有误区，以为自己是大学生，归济宁电大管理或县教育局直属。而学校只是高中，认为他们管不了也不该管我们，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。但学校是受县教育局的委托管理我们，特别是那些高中生把我们看作另类，有本事你去济宁啊！所以我们与学校及那些高中的学生都没有处好关系，包括一些老师也看不惯我们。按今天的观点来说，就是一个协调沟通的问题。但毕竟那时我们还是学生，谁懂得这些啊？青春的历程，就像一匹倔强的烈马，昂首挺胸，离经叛道，桀骜不驯，谁看不惯我们，我们就与谁为敌。我们与高中学生同一个食堂就餐，买饭的时候难免拥挤，又互相看不惯，闹矛盾也就在所难免，最后在一个下雪的天气里，终于发生了冲突，大家都很不愉快。县教育局的杨丰文局长专门到学校调研，解决我们电大班与学校的矛盾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上自习，而是聚在一起商量对策，大家都很迷茫，电大班的处境不好，关键是将来不知是否能够顺利分配工作，这个问题像一座大山沉重的压在每个同学心上，我们感到阴云密布，学习也失去了热情。好多同学出现了厌学情绪，有的甚至想退学，计划再回高中复读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大家依然没有去就寝。我也情绪低落，在黑板上写了一首低沉的诗（原诗的内容已经忘记了），大意是前途渺茫，舅舅不疼，姥姥不爱，无人管问。同学马德宇也写了一首，算是有感而发吧。第二天我们男生宿舍一个都未起床，全都睡了懒觉。临近7时，没想到寝室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响亮的声音传来：“怎么还都没起床？”我们大大吃了一惊，说话的是县教育局杨丰文局长，他来“查岗”了。
我们赶快穿上衣服，顾不上洗漱就来到教室集合。杨局长很生气，说：“你们太让我失望了……”他一转身突然看到黑板上的诗（前一天晚上忘记擦掉了），生气的问：“这是谁写的歪诗？尽是些丧气的话！”
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和马德宇都站了起来，说是自己写的。
“坐下吧，还算有勇气！”杨局长态度稍微变得有些温和。
那天，杨局长给我们讲了很多，有批评，但更多的是说服教育，列举了好多成才的事例，特别讲了鱼台作家李贯通的故事。说实话，那堂课至今我还记忆犹新，那堂课对我、对我们电大班的每个同学都至关重要。
学校也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，特别关照我们，不让我们与高中同学一个食堂，改为吃教师的小灶。这虽然是好事，买饭不再拥挤，但我们的生活费却提高了。恰巧原来的班主任贺青茂老师去乡镇政府工作，换了温炳臣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。温炳臣老师当时四十多岁，稳重大方，教育经验丰富，对我们管理也很有办法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又安下心来学习了。
三
电大学习全部靠自学，听录音也只能是杯水车薪，有些录音磁带音质不好，声音不清晰，根本听不清楚，还有的普通话不标准，听不明白。后来干脆自己看书，自己钻研，好多东西都是死记硬背。没有资料室，无处查资料。农技中虽然也有图书室，但很少开门，据说里面的图书也少得可怜。我们经常到城里街上的书摊子租书看。
电大单调的生活并没有遏制住我那颗不安分的心，虽然电大班的位置偏僻，山高皇帝远，但我依然到处奔波，建立了“星湖文学社”，自编自印了一份文艺小报《星湖》。最初只有7个人，后来发展到50多个人，曲师大、济宁电大的同学也相继加入。《星湖》每月一期，每期对折四版，印100余份，免费赠送。我们电大班的6个同学交了会费，作为印报的经费，没好意思收外地同学的会费。这些报纸的编印一律出自本人笨拙的双手。从那时起，我学会了刻钢板，学会了油印技术，而且水平还相当高。寒冷冬天的深夜，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，同学们都睡觉去了，只有我独自在灯下刻钢板，铁笔自如的在蜡纸上游走，丝丝声响如同动听的音乐。手冻裂了却毫无所知，渗出的斑斑血迹滞留在蜡纸上。
我们还聘请本县两位知名人士为星湖文学社的顾问。一位是李成岁老师，出版过教育随笔《杏坛集》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另一位是朱广英老师，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。两位老师非常热情，给予我们很大帮助和指导。后来济宁电大团委的领导姚红运老师（现任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长）得知我们办报的情况，给予了大力支持，在《星湖》报创刊一周年时专门写了一首诗《星 星 星》。
办报的经费很快出现了困难，那时没地方拉赞助，只有同学们自己筹集。我作为文学社长兼主编，自然要多出一些。家在农村，生活更不宽裕，只能省吃俭用，有时从自己饭菜里省，遇到食堂里中午卖好菜就不舍得吃，有时一天吃两顿饭，生活费有时压缩到每周2元5角，饿极了就以水充饥。逃避午饭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去城里书店或书摊上看书。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新华书店，那时还不兴开架售书，书全在柜台里面，要想看书需要营业员从书架或柜台上拿出来，那时想能当个新华书店的营业员真是幸福。一部《静静的顿河》看了十多次，一目十行，竟然看完了也没舍得买。《约翰.克利斯垛夫》看了还不到一半，就在营业员的白眼中放到柜台里面了。后来在同学中发现了这本十分破旧的书，书皮上沾着报纸，赶忙借过来如饥似渴的连夜阅读。那段时间看的最多的是路遥、莫言、张贤亮的作品。书籍真是好东西！真正理解了“知识改变命运，阅读点亮人生”，不吃不喝可以，没有书看万万不可以。
那时我还常去学校办公室看报纸。那天，我在《中国妇女报》上读到叶佳波《我心在祈祷》，那是她写给姐姐叶乔波的信“上帝应是公平的，你风雨的履历足以享用上帝的特殊……再隐忍些，再勇敢些，再坚强些，你一直咬着流血的唇挺立着，你已尽你所能，你已无愧于这片土地，无愧于所关慰、热爱你的人，更无愧于你自己”，我一下子泪湿眼眶，无法自已。
阅读多了，也就有了写作的欲望。其实我从十七岁就开始习作，到上电大的时候应该说是“资深的文学爱好者”了，但等身的废稿没有铸就自身的辉煌，却把自己一次又一次推向人生的谷底，但我无怨无悔。我发痴般地喜欢把这一个个普通的方块字组成梦的山、梦的海，我发疯般地喜欢把自己生命中感触最深的意向转化为美丽的文字。我清楚的记得（那是30多年前），自己第一篇处女作《礼到人不差》（小小说）被《山东青年报》刊发后的情景。我是从汇款单上得知我的文章发表了，尽管稿酬只有2元钱。遗憾的只是当时我还是学生订不起报纸，样报又被寄丢了，始终没有看到那张《山东青年报》。尽管如此，我依然激动万分，与室友以水代酒，长歌当哭。
我那写作的爱好渐渐成为习惯，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。我每天都在现实与梦境之间游走，文字是我唯一的桥梁，桥这边是我精神的家园，桥那边是我现实的生活。我就在梦与醒之间。这种影响对我是深远的，直到以后经年我都受益匪浅。特别是当我气喘吁吁地跨过一段台阶，越过一个险滩，涉过一道恶流，故作潇洒地挥别失败时，尽管内心总有欲吐血的感觉，但这些文字就能够拯救我，让我按捺住生命里的每一次激动，静静地坐下来反思失败和舐舔创口。在一次又一次挣扎中明白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永恒，明白许许多多的内心感受都是由自己去完成的。我学会在晕倒后心被撕扯得四分五裂、疼痛难忍时理智下来，学会了安慰自己，学会了对自己低语，更学会了自己对自己说要坚强、自己给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。还学会了让所有的泪水都沉淀在自己心里，把曾经拥有过的恩恩怨怨、过往的丝丝温馨、刻骨铭心的累累伤痛及魂牵梦萦的切切思念，用恢弘的心怀，豁达的甩甩头，挥挥手……
蓬勃的青春年华，在生命的过程中总是那么短暂。两年的电大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，经过4个月的漫长等待，我们班同学全被录用并都转成了干部，又经过两个月的度日如年，我们分别被派往乡镇中学任教，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。虽然这期间有很多艰难和不尽人意，阳光灿烂的日子似乎也很少很少，但凭着自己对生命的虔诚和热爱，心中依然充溢着欢乐和知足。
回望走过的路，我非常感谢我的“大学”经历，因为有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很累很累，常有走不下去、支撑不了的感觉，是这些经历给我安慰、给我鼓励。我每次摔倒，都被这些宝贵的经历扶起来，并教会我自己给自己点灯，让我永远向前、向善、向上。
作者简介
耿清瑞，男，中共党员，大学学历，山东金乡人，1988年7月毕业于山东广播电视大学。历任中学教师、检察官、县司法局副局长、县委610办公室主任、县委政法委副书记、县安监局局长，现任金乡县住建局局长，山阳书院特邀研究员，曾出版《耿清瑞散文小说集》和散文集《那一抹永远的乡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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